我从任溶溶先生那里看到、学到的东西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，他的格局和他的人生态度。
2005年，那年正值安徒生诞生200周年，我陪任先生去广州做《安徒生童话全集》新书发布活动。下榻住所后，班马来访。我和班马是任先生的忠实读者，用现在的话说是任先生的铁粉。大家见面，十分开心。我们从广州小吃聊到广州美食，从广州方言聊到上海的方言。班马拎来一大箱他特别挑选的东南亚水果，任先生说，啊呀呀，多好的水果啊，可惜我不爱吃水果，从小就不爱吃。你们吃你们吃！我和班马见任先生不吃，一时也不敢吃，愣着。任先生见状笑了，啊呀呀，你们吃啊，我看着你们年轻人吃才高兴嘛。我和班马也笑了，遂放开大吃。吃着吃着，我和班马对任先生开玩笑说：“任先生啊，您好像本来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呢。”任先生听后哈哈大笑。这话的意思当然要反过来理解。无非是想表达，像任先生这样才华出众、学富五车，又风趣幽默、乐观通达、玩性十足、真正富有童年精神的人，在中国实在不多。是开玩笑，当然更是感慨。
有一年，我应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组委会邀请来沪做评委。荣康打来电话，说父亲知道我在上海，想见见我，和我聊聊天。我进到泰兴路任府一楼起居室兼工作室，任先生正在伏案写东西。这座房屋我来过多次，很熟悉。卧榻前是一张方桌，方桌两侧是依墙而立的两排书柜，任先生就坐在两排书柜中间的方桌前写作。房屋是1942年任先生上大学那年父亲购置的，任先生一家在这里已居住了七十多年了。见我进屋，老人家用手示意我入座，并让荣炼取下他脸上戴着的呼吸器。取下呼吸器后，老人家说的第一句话还真让我有些始料未及，他说：“孙悟空来见猪八戒了，哈哈哈！”与任先生认识三十多年了，他常挂嘴边的“口头禅”就是“哈哈哈”，无论面对面聊天，还是电话里说话，时不时就会来句“哈哈哈”。不过，孙悟空和猪八戒一说倒是头一回言及。再一想，可不是吗，我姓孙，属猴，任老呼我孙悟空。而他呢，属猪，现在整天戴着长长嘴巴的呼吸器，任先生就自嘲为猪八戒。任先生的即兴发挥实在出乎意料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有些话题，他说起来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比如写作。通常来说，很多作家并不特别喜欢谈写作，任先生完全不是，尤其是谈到童诗创作和童诗翻译，在所有文体中，他最喜欢的是童诗，可以一说说上大半天。他常常和我讨论押韵、换韵、节奏、楼梯诗转行空格、标题中出现的大小字号等等。比如美食，他是美食家，我有幸随他去过不少地方品尝美食。他跟我说，品尝地方美食，要忘掉自己原来的口味。品美食，寻找很重要。越是街边摊头的地方小吃越是带劲，越是没吃过的东西越要吃。比如电影。他喜欢看电影，喜欢喜剧，不喜欢悲剧。他说看悲剧，看了要流眼泪，太难受，还是喜剧好，看了开心。比如京剧。他能唱京剧。有一次谈得兴起，他悄悄告诉我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，他对京剧迷得不行，常常在家咿咿咿啊啊啊吊嗓子，夫人受不了，对他说，侬发神经啊。他说完哈哈大笑。
有些话题，他不太感兴趣，比如获奖。也不是说他完全不在意，总觉得对获奖之类的话题他兴趣不大。谈及自己作品的国内外获奖，他的反应——与其说有反应，还不如说没什么特别反应。通常讲，自己的作品获奖，要么谦虚一下，要么高兴一番，要么感慨感慨什么的，他的反应很特别，就是几乎不接这个话茬，总是不知不觉转到了另一个话题。很多次都是这样。当时，我多多少少有点不解。
有一年，我和任先生一同受邀参加在香港举办的一个两岸三地研讨会。主办方安排我和任先生同住香港教育学院的一间酒店式公寓。那时任先生已八十多岁了，主办方希望我方便就近照顾任先生的起居，也因此，我有幸与任先生朝夕相处了近十天。任先生每天开灯工作到晚上11点多，每次都是我催老人家早点休息。我说任先生该睡了，他回我就睡就睡。我还有幸帮任先生洗过他那件很爱穿的红色方格子衬衫。有一天，我问了任先生两个问题：一是任先生参加新四军的问题。我说，任先生我看过不少您的生平资料，也看过您的自传，发现您参加新四军的经历描述总是非常少，这是为什么？任先生说，这个你也关注啊，是这样，当年我是瞒着父母与同学一道去苏北参加新四军的。不巧的是，我参加新四军才半年，就得了黄疸病，病倒了，被劝返上海就医。时间太短了，没什么好描述的。但我参加新四军是实实在在的经历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说，任先生为什么我们每次谈及获奖的话题，您总是兴趣不大？任先生说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写作的快乐，当然也关心作品的发表和出版。因为作品发表和出版了，小朋友才能读到我的作品嘛。小朋友能读到我的作品，而且喜欢读我的作品，那是我最开心的事。至于说是不是能获奖，我确实不是特别感兴趣。我都这个年纪了，自己获不获奖不重要。但我还是很在意我们的年轻人。中国的儿童文学要发展，要看年轻人，只有优秀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中国儿童文学才能整体推进，才能接力前行，才能全面繁荣。
我想说的是，就我而言，我从任先生那里看到、学到的东西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，他的格局和他的人生态度。（孙建江）
